当全世界拒绝犹太人,上海是例外

2015-09-0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600万犹太人遭纳粹屠杀。

        当一个民族遭遇残酷的杀戮,生的希望同样刻骨铭心。在德国三大集中营之一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改建的博物馆,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


        上海,曾经在二战期间庇护了约两万犹太人。其中很多人,成为其家族唯一的幸存者。遗憾的是,这段历史仍然有很多人不了解。随着当年的幸存者逐渐衰老离世,这个关于“接纳和帮助”,关于“生命和尊严”的动人故事,面临被湮没和遗忘的危险。


        为了给这段历史一个清晰的旁证,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筹拍了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这是中国电视史上最大规模的上海犹太难民寻访行动,摄制组历时8个月,辗转德国、奥地利、美国和以色列等多国,采访了近40位曾经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 9月4日23:00东方卫视首播。


“当全世界拒绝犹太人 上海是例外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二战期间,上海作为为数不多,不需要签证的“自由港”,接纳并庇护了约2万名犹太难民。70年后,尽管许多人已定居他国,至今仍认为上海的避难生活是最重要的记忆。


        现年85岁,定居美国新泽西州的贝蒂,从外表上看是一位标标准准的犹太裔老人,但令她的邻居看不懂的是,她一直爱吃中国菜,家里人也至今保存着很多中国习俗:儿子、儿媳都能熟练地使用筷子,习惯在餐桌上摆一瓶酱油,每到新年,贝蒂还会给孩子们发“红包”。这些习惯并不只是因为贝蒂喜欢中国,贝蒂年复一年地坚持这些做法是因为上海,给她的生命留下了最重要的印记。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因为这场战争遭遇了最惨重的人口损失,而犹太人更遭遇灭顶之灾。二战期间,约有600万犹太人遭纳粹屠杀,德国在全球共建了约600多个集中营屠杀犹太人。此时,犹太人只能通过获得他国签证从欧洲逃走,但能够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寥寥无几。上海这座同样在经历战争的东方城市却在此时庇护了约两万名犹太人。贝蒂就是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一员。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改建的博物馆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当年的亲历者都已经越来越老,甚至相继离世,这些弥足珍贵的个人记忆面临着湮没在时间长河中的危险。


        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是中国电视史上最大规模的上海犹太难民寻访行动,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筹拍,摄制组历时8个月,辗转德国、奥地利、美国和以色列等多国,采访了近40位曾经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




        “何凤山到底向集中营发出了多少出营凭证”,屠杀犹太人的“梅辛格”计划是否存在,向来是研究者争论的焦点,纪录片展现了这些争议的求证过程。摄制组从各国的二战纪念馆、犹太博物馆、犹太人联合会等处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很多文献、照片和视频等,都是首度对外公开。


        《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分为《逃亡上海》《融入上海》《隔都生死》三部曲,将于9月4日23:00在东方卫视首播,9月7日到9日20:50在新闻综合频道播出。


        “ 上海曾被认为是最糟糕的选择

        1938年的11月9日,通常被称为“水晶之夜”,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按照秘密约定,趁着夜幕来临,开始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1574间犹太教堂、7000多间犹太商店遭到纵火或损毁,碎裂的玻璃铺满大街小巷。


        “不是水晶,那是演绎,真相是一地碎玻璃。”现年90岁的美国前财政部长迈克·布鲁门撒尔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是当年最知名的避难上海的犹太人之一。年仅12岁的布鲁门撒尔亲眼看见父亲被关进德国东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按照希特勒当局的要求,要把父亲救出来,必须拿到前往他国的凭证,离开德国。


        上海是自由港,不需要签证,是一个可行性极高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上海却是布鲁门撒尔眼里“最糟糕的选择”:1937年,中国爆发全面抗战,历经淞沪之战的上海满目疮痍,“每天都有卡车来来往往,从街上运走几十具甚至上百具尸体。街上躺满了饿死的婴儿和老人的尸体,就用草席随便一裹,扔到卡车上。”


        “那些成功获得去美国签证的人,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因为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是好国家。还有一些国家,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你可以去巴西,也可以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或者法国。上海,被认为是最糟糕的选择。”然而,集中营里每日繁重的体力工作,只要他们拖延一天,布鲁门撒尔的父亲就离死亡更近一步。


        历史的真相往往无关伟大,只有妥协与求生,1939年4月,布鲁门撒尔一家乘邮轮“榛丸”号,耗时30日漂洋过海来到上海。直到1947年作为难民被美国接收,在上海整整生活了8年之久,这8年,他们一家挤在位于虹口区舟山路59号的小房子里艰难度日。


        1973年,布鲁门撒尔首次返沪,以美国第二个官方代表团成员之一身份接受周恩来接见。今年,90岁的布鲁门撒尓第八次访沪,造访位于虹口区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两万多犹太难民初抵达上海时,曾担心中国人也会敌视、排挤他们,但是,自战火蔓延到上海,每日都有大批难民涌入,上海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些白皮肤、黄头发的“异乡客”。布鲁门撒尔在回忆录里写道,虽然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对上海依旧留存了很多美好记忆。年少时在上海度过的时光,对他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上海的那些年,塑造了我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一生关心公共事务。”


        “我们是外国人啊,但是中国人接纳了我们,接受了我们。”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反犹主义’,我们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到很舒服。”




        像布鲁门撒尔一样,将上海的避难岁月铭刻一生的犹太人还有很多,露西·齐默尔曼便一直记得让她一生感恩的上海人“吴先生”。当时,露西的爸爸是一位沿街叫卖布匹的小摊贩,吴先生偶遇露西的爸爸,两人成为朋友,吴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为露西爸爸安排了一个展示柜,用于摆放布匹,并告诉身边的朋友同事来这里购买。随后,吴先生又把自己的房子借给露西一家居住,还给露西交了学费,让她进入以教育质量优良而出名的上海犹太学校念书。最后,被访者面对摄像机,微笑着说出:“我的家族几乎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因为我幸存了,现在我又有了一个大家族。”


        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有大量中犹人民日常相处中的点滴,总导演燕晓英表示:“我们在制作时不会以‘拯救者’自居,制作团队更像是一群历史爱好者。犹太难民初抵上海时的彷徨不安,被中国人接受后所感觉到的平静安宁,舟山路‘小维也纳’繁荣时的风光无限,都被我们一一记录呈现。”


        1943年,日本占领当局将“无国籍难民”强制迁入虹口隔都,犹太人已经趋于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破。饥荒与疾病肆虐,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隔都的街道上,每到夜深人静时,都会传出压抑的哭声。等到日本战败,欧洲亲人们惨遭屠杀的噩耗纷纷传来,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才真正意识到,上海在他们生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 70年前的白马咖啡馆是犹太难民的重要记忆

        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爆发后,鲁道夫·莫斯伯格先带着太太和女儿赫塔逃往上海,在上海,鲁道夫盘下了长阳路临潼路口的一座小楼,经营咖啡馆。白马咖啡馆的名字,源自歌剧《白马咖啡馆》,咖啡馆是当时犹太难民日常聚集的场所之一。


        时隔70年之久,今年4月,“白马咖啡馆”的复建工作遇到了困难:70年前的咖啡馆内部装修没有图片资料存留,一封来自一位名叫罗恩·克林格尔的老先生的邮件让这一切有了转机,原来,1940年,在白马咖啡馆当服务生的赫塔,在店里工作时结识了同为犹太难民的赫尔曼·克林格尔,他们的儿子便是罗恩。1949年,他们举家前往了悉尼。




        纪录片总撰稿王勇告诉早报记者,今年6月,当罗恩来到上海时,剧组专门采访了他,回忆父母的爱情故事,这段素材没有出现在正片里,却依然代表战乱年代的一份温暖:“择一城方能遇一人,这是生命的记忆。”


        18岁时,罗恩母亲在白马咖啡馆做侍应生,两个月后的一天,罗恩父亲和朋友走进咖啡馆。“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母亲用德语问。“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会说英语吗?”父亲用英语回答。母亲英语生疏,只能找朋友翻译,之后几天,他成了咖啡馆的常客。每次来,还是要请翻译,但对话开始有了年轻人之间的闲聊。小姐妹说:“他一定是爱上你了。”她嘴上说没有,但是心里开始小鹿乱撞。


        几天后,母亲的表哥来到上海,偶然碰到父亲,两个人用德语聊了一会儿天,发现他们是同一个老家来的,都会说德语。消息传到母亲耳中,她很快明白过来,他在逗她。奇怪的是,她好像并不生气,反而隐隐地感到开心。共同的命运和遭遇,让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过了一年,他们结婚了,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取名罗恩·克林格尔,这样的孩子,被犹太难民称为“上海Baby”。尽管上海没能给他们安定的生活,母亲却一直认为,因为遇到父亲,这里成了她的幸运之地。




        索尼娅也是这样的一位“上海Baby”。1939年,索尼娅一家逃到上海,同年10月,索尼娅在战火中出生。现年76岁的索尼娅居住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罗斯托克,她一直保留着一张照片,她和亲弟弟Peter和邻居家的姐妹Monica和Gitar的合影。战争让他们重逢,和平让他们分开,战争结束后,Monica姐妹去了美国,索尼娅回了德国,70年后,她们姐妹取得了联系,准备着一场重逢。


        索尼娅在上海的韩国城买了一个多功能项链,Monica姐妹则送给索尼娅一个环保袋,上面印着她们乐队的LOGO,向索尼娅分享演奏尤克里里的心得。摄制组如实记录了犹太难民幸存者在当下的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对于上海的感情、对于战争的反思。这些曾经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几乎每个人都是儿孙环绕。在经历过最为黑暗的劫难之后,每个人的生活中都留有各种各样的印记,却都对现有的一切保持感恩。


        然而,这场和时间的赛跑,也留下诸多遗憾,本片原定采访的一位亲历者,本已经计划今年5月在美国和该片摄制组见面,然而,就在摄制组出发的前几天,她的儿子发来一封邮件:她突发急病去世了。


        《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总导演燕晓英表示,这些有关生命的记忆,是她们制作《犹太人在上海》纪录片的出发点:“二战期间犹太人避难上海的故事,充满了生活的辛酸,也有成长的欢乐;充斥着死亡的威胁,更有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


        任何一座建筑,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和故事,正是这些故事,让建筑有了温度,而不再是冷冰冰的水泥砖瓦、桌椅沙发。战后70年,当这些当年的亲历者被我们一一找到,《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完成的这些采访和拍摄,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历史的反思。




分集简介

        第一集逃亡上海1938年,纳粹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有组织的迫害。更加令人绝望的,是世界各国对逃亡的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却像茫茫大海中灯塔顶上的那束微光,给犹太难民以生的希望。尽管因为陌生而心生担忧,因为颠沛而历尽磨难,上海最终还是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栖息地。一张逃往上海的船票,一份离开祖国的签证,成为生与死的分界线。谁能拿到船票,谁又能给他们签证?上海,这座万里之外陌生的东方城市,将如何迎接这些背井离乡的犹太难民?


        第二集融入上海彼时的上海,饱受战乱之苦,周边上百万的中国难民涌入,所有人都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两万多犹太难民抵达上海,他们担心中国人会敌视和排挤他们。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中国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些异乡人。生命一旦落下了脚,就有了无数的可能。本集通过幸存者的讲述和大量珍贵的文件、视频史料,鲜活地再现了犹太难民融入上海的过程,这中间有生活的辛酸,也有关于成长的欢乐;有死亡的威胁,更有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五方杂处”的上海,由于犹太人的到来,又多了一方。


        第三集隔都生死1943年,日本占领当局将“无国籍难民”强制迁入虹口隔都,犹太人已经趋于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破。几年辛苦打拼换来的产业、住房、工作,通通化为乌有。饥荒与疾病肆虐,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隔都的街道上,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传出压抑的哭声。就在生活的信心摇摇欲坠之时,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只不过这种欢乐没有持续太久,欧洲亲人们惨遭屠杀的噩耗,开始不断地被证实。直到这时,这些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才真正意识到,上海在他们生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战后七十年,当这些当年的亲历者被我们一一找到,当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些采访和拍摄,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历史的反思。

        *图文资料来源: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东方早报、看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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